蹲点村庄

昌图县亮中桥镇东兴村

蹲点时间

2020年9月29日—10月3日

10月27日—10月31日

11月6日—11月10日

关键词

新农民，合作社，机械化，乡村集市

村情档案（面积和人口）

东兴村共有480户、1620人，分散居住在8个自然屯中，区域面积12032亩，耕地面积8284亩。

主要产业

村民主要从事玉米种植、猪牛养殖、农产品流通等产业。

收入情况

人均年收入1.5万元。

一辆满载玉米的农用卡车“兴冲冲”地开进合作社，熟练地停在玉米检验区。身穿黑裙子的车主王飞跳了下来，紧随其后就是一场充满智慧却又必须妥协的“争吵”。

“九毛七！”

一听到这个数字，王飞收住了笑容，低着头报以连珠炮般的回应：“让我赔了，你得劲儿啊！”“都一个街上住着，人家往你这拉，不得照顾啊？”

“那你自己看看，这粮潮不?”检验员吴丹脸涨得通红，把手中的玉米扔回了化验托盘。

刚刚还共同回忆小学生活的两个人，转眼间就互不相让。吴丹代表合作社收粮，根据玉米质量和含水量数据报价，但王飞要求再给涨5厘。

空气凝固1分钟后，吴丹妥协了。

地处“黄金玉米带”的铁岭市昌图县，有很多专注玉米种植的村庄。盛夏时，这些村庄仿佛淹没在一望无际的玉米地里；秋收时，在收割机作业后又会逐渐露出本来面目。亮中桥镇东兴村就是这样一个“玉米村”。秋收之后，在村头的丰满源农业联合社玉米收粮现场，每天都会发生这样的“争吵”。

检验结果只是一个依据，最后定价时多半都会上浮5厘。这是合作社内部定下的规矩，不能让支持合作社的人吃亏，不能让村民吃亏。

“东兴村，原来是一家一户搞生产，现在是全村抱团闯市场。原来是一粒一粒的玉米，现在变成了一棒玉米。我们合作社就是中间的玉米芯，带动大家抱在一起，共同跟收粮企业议价。”吴丹说。

一座烘干塔

11月7日，辽宁已经进入了供暖季，广大农村地区也到了农闲的时候。合作社粮食储备库的晾晒场，仍然满眼金黄，忙碌的场景一如秋收时那般热烈。

村党总支书记、丰满源农业联合社理事长吴艳良迎着旭日站在如山的玉米堆边，一脸满足地欣赏着忙碌却井然有序的玉米入库场景。身后合作社大型农机库房上，一行大红字在阳光照耀下格外醒目——“中国人要端好自己的饭碗”。

“听村民说，成立合作社前，东兴村种地都比别的村晚几天？”

只用了一句话，就把吴艳良的思绪带回到2013年。“当时村里就两台大型农机，根本不够用。开春整地时，村民排着队‘抢’外来的作业车辆。我们昌图县十年九旱，种地时抢不上墒情，就直接影响秋天的收成！”

吴艳良越说越激动，仿佛回到了那个还残留着寒意的初春。

“那段日子，我见了村民都臊得慌。没人说我啥，可我是村书记啊！我之前跟‘二哥’‘三叔’啥的都说了，我要干点事儿，我要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请大家支持我。可是，村民连种地都受憋，我愧对乡亲们喊我的这声‘小良子’啊！”

2013年3月17日，在吴艳良的描述中，应该是一个阴郁多日后突然放晴的好日子。这一天，吴艳良成功说服了3名共产党员，在李颜光家的炕头上定下了成立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事。

如今，东兴村被农机“卡脖子”的日子早已结束，合作社的机库里有各种大型农机具118台套，玉米从种到收全程机械化作业能力达到2万亩。

“合作社成立7年，我只干了两件事。前3年研究怎么把玉米种好，用农机的力量改变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局面；后4年研究怎么把玉米卖好，拉近东兴村与市场的距离。”吴艳良把手指向晾晒场上的“巨人”，一座可以让玉米从村口直通港口的白色烘干塔。

为了说明卖玉米的重要性，吴艳良专门带记者到办公室看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2016年冬天拍的，当时我拉了11万斤玉米去粮库卖粮。五毛三一斤，人家还不爱要。”吴艳良一脸苦笑。

“以前，农民就像被保护起来的孩子，只种地，不问价，收回来就以‘保护价’卖给国家收储库。2016年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后，实行市场定价，价格和补贴分离，农民得自己面对市场了。”吴艳良说。

与市场的第一次直接接触，让种了3000亩玉米的吴艳良感受到了残酷。即使过了4年，当他用“赔坏了”3个字形容当年的惨状时，脸上依然残留着蹲守在粮库门口时的无奈。

农民没有收储能力，玉米秋后集中上市就主动让出了议价权。面对烘干企业、粮库时的那种无助，让吴艳良下决心自建烘干塔。他的想法正好对接国家的扶持政策，2017年12月，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一座日烘干玉米300吨的烘干塔在合作社拔地而起。

从收完就卖，到烘干之后再卖，这座烘干塔让东兴村的玉米产业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秋收之后，合作社立即开始大规模收粮。因为价格公道、检测公开、运送方便等诸多好处，全村甚至周边村庄的玉米都集中到合作社烘干储藏。烘干后的玉米达到收储质量标准，而数量又足够大，合作社也就有了与港口收购商议价的能力。

“我们的大库快装满时，我就给港口打电话，谈好价钱直接就来车拉。这边把装满玉米的集装箱翻上车，那边钱就打过来了。”

描绘集装箱上车的场景，吴艳良的语气就像送孩子上大学，既有骄傲和不舍，又充满了向往。

一辆三轮车

满载玉米的农用卡车一辆接一辆地驶入，验水、称重、卸车、去皮之后，再去装下一车。通过这些送粮的卡车，丰满源农业联合社与村民紧密联系在一起。

十几辆循环进出的卡车，每一辆都紧跟着一支以玉米脱粒机为中心的脱粒服务小分队，一人自带铲车负责给脱粒机上料，几人协助装车、收拾玉米芯。十几辆卡车，背后就有六七十人，搭上了合作社这艘大船，在猫冬的季节挣上了每天二三百元的“高薪”。

为了表达对合作的尊重，吴艳良专门设计了一个能看检验数据、能喝热茶的休息室。在这个经常坐满村中能人的房间里，主角通常是每天要请十几个人帮忙的孟庆辉，无论多冷都会贴身穿一件白色背心的王朋，还有很少会同时出现的王飞夫妇。

性格外向的王飞，今年38岁，一说话就先笑。因为路上跑的、地里跑的车全都会开，村里的年轻人当面背后都喜欢喊她一声“飞姐”。

对王飞的采访从她家的600亩玉米地开始，她却答非所问地讲起了自己的爱情。

“我家和陈刚家都在一条街上，因为年龄相仿，从小就一起玩。”

中学毕业后，王飞到沈阳打工。在家开商店的陈刚总到王飞当服务员的饭店找她，不送花，也没有表白，还是像小时候那样一起玩。

“他思想超前，虽然脾气不太好，但人实在。”经过了无数次夜深人静的思考，王飞作出了选择。她放下了心中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回到村里与陈刚结婚。

2002年，也就是结婚当年，两人在秋收前抵押房子买了一辆农用三轮车。时至今日，王飞依然记得用三轮车拉回第一车玉米时的情景，“车厢里装着玉米，我一脸骄傲地坐在玉米堆上”。

能吃苦，脑子又灵活的小两口，几年时间就将三轮车换成了小货车。最近几年，搭上合作社这艘大船，日子过得更是热热闹闹、红红火火。

按照每亩500多元的收益，仅种地一项，今年王飞家就能收入30多万元。收完地的第二天，夫妻俩又加入到玉米脱粒转运的队伍中。两套车辆设备，20万斤的服务能力，两人各带一队每天清晨同时出发。

作为新一代农民，王飞在生产、生活上的很多观念都不同于老一辈，她宁可贷款也要购买农机具，机器能干的活决不动手，在吃穿用上更不会委屈自己。

王飞说：“在老人眼中，我们这根本不是正经过日子，花钱大手大脚。但是，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农闲时，我们三天五天就会进城吃饭，也会自驾去看海，跟团去登山。”

知道王飞曾经向往城市生活，前几年，陈刚主动张罗在昌图县城买了一套房子。可是，一年到头都围着玉米转，王飞到现在也没去住过几天。

当记者提出拍张照片时，王飞直接走到院子里的玉米堆前。镜头定格处，满眼金黄的背景有些虚幻，一张纯真的笑脸却格外清晰。那个场景很容易让人想到18年前的那个秋天，万里晴空下，一辆满载着玉米和爱情的三轮车正向着梦想出发。

一群新农民

“铲起——运走——倒入”，在合作社自产玉米的脱粒现场，上料的铲车每天都在重复这三个动作。如果有一棒玉米意外地滚到铲车行走的线路上，巨铲才会做第四个动作，贴地滑行将这棒玉米“捡起”。

在丰满源农业联合社，6名农机手都可以像使用自己手臂一样操控铲车。坦率真诚的李颜光、文质彬彬的李颜飞、退役军人康立志、少言寡语的吕占武、大嗓门的孙国军和总为辈分太大而发愁的刘中利，这几个人进城打工时，个个都是好手，回到东兴村，他们更是如鱼得水。

在东兴村实现玉米种植全程机械化的进程中，他们开回了全村第一台玉米联合收割机，开回了全村第一台玉米秸秆打包机；在东兴村主动对接玉米流通大市场的进程中，他们架起了全村第一座烘干塔，安装了全村第一台集装箱翻转机。

48岁的李颜光是合作社的4名创建者之一，粗中有细的他是所有地里活的负责人。春耕时一把铁锹不离手，秋收时一把镰刀不离身，种地时做记号，收地时查垄头。

52岁的刘中利喜欢板着脸开玩笑，但是那双笑眼总是第一时间出卖他。他开车又快又稳，今年合作社种了2000亩玉米，其中超过1000亩的收成是他拉回来的。

合作社建起烘干塔后，新招入了会计、出纳、烘干机操作员等一批不需下地的员工，但靠种地谋生的农机手，仍然黏着在土地上。

初冬，天刚亮，3辆牵引着秸秆打包机和旋风耙子的拖拉机就已经开始作业。在万物凋零的田野上，把秸秆打成包后运往附近的生物质发电厂；被旋风耙子打碎的茬子和秸秆像被子一样盖在黑土地上，待冰雪消融时成为泥土的一部分。

为了让土地得到有效休息，农机手们琢磨出深松免耕作业方法。“这么种地，不跑墒出风，在春旱严重的昌图非常实用，前期能抓住苗，后期还抗倒伏，增产效果明显。”李颜光站在垄台上给记者演示。

因为都了解土地，农机手之间通常以极简的语言交流。旋地时，他们会在拖拉机轰鸣声中扯着嗓子大喊“慢点”，听者明白，这块地有点缺墒，深松得到位，还要尽可能地别把垄破坏了。打包时，他们也会在拖拉机交会时大喊“慢点”，意思是这块地有点薄，要旋风耙子多留点碎秸秆还田。

秋收时，记者受邀下地野餐。

几个人围坐在一片刚刚收割完的玉米地里，人手一个小铁盆。先盛半盆米饭，再添上两勺土豆炖芸豆。刚吃两口，刘中利就像变戏法一样拿出来几棵大葱。领到刚刚剥好的一棵，像他说的那样撕碎了和饭菜搅拌到一起，整个野餐马上提升了一个档次。

原本以为在野外不洗葱是受制于条件，结果当天下午在合作社食堂里却看到了一个有水也不洗葱的场景。学着他们的样子，拿起一棵狠狠咬掉一段，可无论如何也嚼不出他们所说的“不洗才有的葱味”。

行走在夜色中的东兴村，突然想起余秋雨先生的《霜冷长河》。因家乡的小河与长江遥远相通，先生有了“船过三峡时不再惊叹”的体验。双脚都黏着在土地上的东兴村农民，与农作物之间，也一样会彼此感知。

月光下，合作社的农机库房上，“中国人要端好自己的饭碗”依然醒目。因为玉米，东兴村的村民对这句话有了具体的体验。就像体验水、感知泥土，在东兴村，共情的媒介是一棒玉米。

一集东兴梦

11月10日，气温回升，铁岭的最高气温达到11℃。

逢集的日子赶上这样的好天气，村集就有了过节一样的喜气。

7点刚过，村部门前最宽的一段村路已经拥堵起来。冒着热气的炸麻花，忙得已经扯下头巾的女摊主，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人间烟火，席卷而来。

66岁的汤万生当过兵、打过工，是村里见过世面的人。可是他没想到，就靠种玉米，那个曾经耕牛拉犁的东兴村，竟然建起了这么热闹的集市，过上了这么便捷的日子。

吴艳良站在高处，一边拍照，一边跟村民打招呼，满脸都是笑容，“看着村民在集上溜达，买点这个，买点那个，我这个村党总支书记也觉得自己给村民做了点事儿。”

东兴村所处的位置别脚，去哪儿买东西都有点远。4年前，为了方便村民生活，村里以出汽油钱的方式请商贩来卖货，并逐渐将村集培育成每次都有四五十个摊位的规模。

时间长了，赶集便成为村民最重要的社交活动。遇上好久没见的长辈，买几袋蛋糕现场就送了；遇上了多年没联系的老姐妹，赶紧拽到一边亲近亲近。小小村集上，村民用各自不同的方式维系亲情，挽住乡愁。

有了集市这个交流的平台，很多道理都变得通俗起来。听说合作社每年交村里20万元用于修路、清运垃圾、建设美丽乡村，村民明白了为啥要壮大村集体经济；听说玉米装进集装箱后就可以在港口上船直接运往南方，村民也就知道了为什么要减少中间环节，为什么有了烘干塔每斤玉米就可以多卖3至5分钱。

中午时分，集市散去。

25岁的村妇联主席吕明阳，把青菜送回家后直奔车站。这个周末，她要到县城放松一下。上次出村还是“十一”假期，她喝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看了电影《我和我的家乡》。

汤万生背着一个大包在村口等车，他要到市里给“候鸟式过冬”的老伴儿送一个惊喜。大包里不仅有老伴儿点名要的玉米面、铁锅玉米饼，还有两穗已经煮好的黏玉米。

一声长笛后，长途客车驶出东兴村。村口那副嵌入“东兴”二字的对联依然在寒风中坚守，上联是“东风绿野小康梦”，下联是“兴村富民党旗红”，横批“和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