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毛泽东

“我们看了东北义勇军能够长期英勇抗战，据敌报说，敌人损失了十余万生命和数万万金钱，而且相当牵制了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本部的进攻。他们虽然还没有最后战胜敌人，但他们对于全国民族已经有了极大的功劳和帮助”。

——毛泽东

“满洲义勇军数年顽强抗战的经过，清楚地证明中国有力抗日，有力收复失地，并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

——毛泽东

“海可枯，石可烂，东北的义勇军不能忘”，“你们是东北的孤臣孽子，你们的民族正气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周恩来南票抗日义勇军一、南票历史沿革

  南票历史沿革

  葫芦岛市南票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金代的安昌县县城位于今南票区暖池塘镇。南票之名诞生于清代，因乾隆皇帝颁发的“龙票”即采矿许可证而得名。清朝初年开始，南票煤炭就已经开采。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锦西抚民厅（县级行政单位）设立，简称锦西厅，隶属锦州府，今南票区境域大部分属锦西抚民厅。清宣统元年（1909年），锦西厅划分为5个区，其中第二区（沙锅屯）、第三区（虹螺岘）、第四区（高桥）在今南票区境域内。

民国成立后，1913年，锦西厅改称锦西县，今南票区境域大部分属锦西县。1923年10月，锦西县推行区村制，全县划分为8个区，区下设村，这8个区中有5个区位于今南票区境域内，分别是第三区（暖池塘）、第四区（沙锅屯）、第五区（虹螺岘）、第六区（砖瓦窑）、第七区（高桥）。

  民国时期，缸窑岭属热河省热河，旧省名，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东南部。（一度称热河特别行政区）朝阳县管辖，1960年划归锦西县，后设立缸窑岭镇。

从1906年锦西设治到1932年1月锦西沦陷，锦西县（厅）治所一直在冮家屯（今连山区钢屯镇）。从民国时期锦西县区划图可以清晰看出，锦西老县城冮家屯和今属南票区暖池塘镇安昌岘等村屯接壤。当时，南票还没有作为一个行政区划的称谓，今南票区境域大部分归属于锦西县。民国时期的锦西县属辽西地区民国时期区划图

12个县（台安、盘山、新民、法库、彰武、义县、黑山、北镇、锦县、锦西、兴城、绥中）之一，因此，南票区境域内的抗日义勇军活动可以归属于锦西抗日义勇军和广义上的以锦州为中心的辽西抗日义勇军的范畴。

  民国时期，今南票区境域不仅在地理上大部分归属于锦西县，在人文上也与锦西县息息相连。1932年以前，沙锅屯、暖池塘、张相公、虹螺岘等地都隶属于设置于冮家屯的锦西县，无论是地方公务、教育、文化、科技等都是以锦西县城冮家屯为中心，民众普遍对“锦西县”有归属感和心理认同，包括当时还归属朝阳县管辖的缸窑岭地区的民众在民风民俗、商贸交易等方面也深受锦西县影响，趋近于锦西县。其实，从区域文化学的视角分析，缸窑岭距离朝阳县城较远，而距当时的锦西县城很近，缸窑岭的区域文化和当时还处在半自给自足阶段的经济贸易，必然与锦西县关联密切，这也是日后缸窑岭划归锦西县管辖的潜在因素。事实证明，缸窑岭一带的抗日民众和义勇军无论从活动地域、作战地点还是影响范围来看，都应归属锦西和广义的辽西抗日义勇军范畴。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在今南票区境域内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锦西县第六区，驻地在沙锅屯。新中国成立后，1983年1月，在锦西县南票镇和锦西县沙锅屯公社的基础上，组建南票区，隶属于锦州市；1989年6月12日，国务院批准锦西升格为地级市，锦州市所辖的南票区划归锦西市，并将原锦西市（县级）所辖的暖池塘镇、缸窑岭镇、黄土坎乡划归南票区。1994年9月20日，国务院批准锦西市更名为葫芦岛市，从此，“锦西”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名称退出了历史舞台。2012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原属连山区管辖的高桥镇、虹螺岘镇、金星镇、台集屯乡、大兴乡、张相公屯乡划归南票区管辖。区划调整后的南票辖5个乡、5个镇、7个街道，总面积10026平方公里，总人口2971万。

对比今天的南票区境域和民国时期的锦西县境域，不难看出，今天的南票区包含了民国时期锦西县65%以上的境域。如今，民国时期的锦西县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锦西县、锦西市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审视都已经成为历史名词。按照历史学特别是历史地理学、区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通常在研究区域历史时以现行的行政区划名称来界定和称谓，就比如我们研究辽宁近代史时不称作奉天近代史，研究葫芦岛明清地方史时不称作宁远卫明清地方史，称孔子是山东曲阜人而不是鲁国陬邑人一样。我们今天研究的南票抗日斗争史，实际上就涵盖在民国时期的锦西县抗日斗争史之中。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在当时锦西县境内活动的抗日义勇军参加人员绝大多数是今南票区境域的籍贯。这主要可以归结为五点原因：一是今南票区境域的北部接近当时还未被日军占领的热河省，缸窑岭本身当时就归属于热河，特殊的两省交界“两不管”真空地带便于义勇军生存，而从地理特点上说，当时的锦西县南部境域距离铁路线较近，地形属平原地带，不利于义勇军疏散隐蔽；二是今属南票区境域的缸窑岭、沙锅屯、暖池塘、张相公、虹螺岘一带村屯因为地处山区，民风剽悍，有不屈不挠的斗争传统；三是当时锦西县抗日义勇军的很多领军人物是南票人，如缸窑岭烧户沟的刘存山、刘存起、暖池塘二庄屯的张恩远、浑九沟的何占林、缸窑岭的李树祯、沙锅屯高家屯的齐献廷等，他们带动了许多南票人一起投身抗日；四是南票民众的爱国热情高涨，特别是歼灭古贺联队和钱褡屯战斗激励和鼓舞了南票民众的抗日士气；五是南票一带在“九·一八“事变前即建立了比较健全的维持地方治安的民团防卫体系，民众拥有枪支等武装，有与侵略者作战的能力，有助于聚众抵御外侮。二、南票抗日义勇军的兴起

  南票抗日义勇军的兴起

  中国历史上的抗日义勇军实际上主要指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后，各地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救国军、自卫军、保安队、民团、大刀会、红枪会和山林队等抗日武装的总称。其构成成分有没有撤入关内的东北军官兵、爱国警察，还有广大的农民、工人和爱国知识分子开明士绅以及一些愤慨日寇入侵的绿林豪杰等。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其参加阶层之广泛、斗争之迅猛，在东北地方史和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义勇军”一词的由来：义勇者，见义勇为者。东北抗日义勇军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突然发动侵略，而中国政府当局下令不准抵抗的背景下兴起的。追根溯源，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主政东北，他有感于日本人觊觎中国东北，深感守土有责，为弥补正规军队防卫能力的不足，支持和组织民间救国团体。1929年10月4日，张学良颁布了《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并亲自写了前言，该《条例》规定：“凡属中华民国国民或团体，以歼除侵占我国土、压迫我民族之强敌为宗旨，且具有为国牺牲效命疆场之志愿者，投为义勇军。”张学良认为，在抵御外侮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国武装力量体制应该要有正规军队和群众武装两制并存，群众武装则名之为义勇军。“九·一八”事变后风起云涌的东北民众武装抗日斗争，之所以被统称为“抗日义勇军斗争”，即与此有重要关联。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危急关头，英雄的东北人民挺身而出，组织起一支支抗日武装，英勇抵御外侮。据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夏季，东北抗日义勇军最多时达30多万人，他们战斗在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100多个县，屡次挫败日军的进攻计划。到1933年长城抗战后，以义勇军为主力的东北抗战转入低潮，但有一些义勇军继续坚持斗争。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是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的义举，更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传统的延续和迸发。

  南票抗日义勇军从1931年10月抗日民团组织“西五会”和“东五会”形成开始，到1937年2月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树祯英勇牺牲，持续了五年多时间。1933年长城抗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斗争转入低潮，由于南票地域处于两省交界的特殊位置和山地多、平原少等地形特点，南票抗日义勇军一直坚持斗争到1937年，这在东北十四年抗战历史中从一个县级行政区域来审视是十分少见的。

南票抗日义勇军斗争的历史，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斗争的缩影，在义勇军抗日风起云涌之际，南票人民创造了冮家屯歼灭古贺联队这样的大胜仗；在义勇军斗争转入低潮、困难重重之际，南票义勇军依然斗志不改，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爱国壮歌。三、南票抗日义勇军斗争史实

  南票抗日义勇军斗争史实

  钢屯痛歼日军古贺联队

  钢屯原称冮家屯，是1932年1月以前锦西县城所在地，解放后因“冮”字是生僻字而改称钢屯。近年来随着抗战史特别是义勇军历史研究的深入，为了不使用生僻字，一般都用现在的地名写法来表述痛歼古贺联队战斗，本文中所称的“钢屯”即民国时期的锦西县冮家屯。

  九·一八事变后，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率省府人员和辽宁省公安奇兵总队撤离锦州后，于1932年1月3日下午到达锦西县城（冮家屯），在县公安局暂住一宿。夜间与锦西县公安局长苑凤台黄显声将军（现南票区暖池塘镇苑屯村人）密议，决定让苑凤台去农村，组织地方民团和动员附近的绿林武装共同抗日，阻击西犯的日军。黄显声等人走后，苑凤台回到自己家乡苑家屯（现南票区暖池塘镇苑屯村）指挥义勇军歼灭日军古贺骑兵

  联队的锦西县公安局长苑凤台，把他的远房亲戚刘存山、刘存雨、刘存起等找到他家，动员他们在大敌当前，要保家卫国，要和民团联合起来，组织人马到锦西县去抗击日军，并保证供应武器弹药。刘存山（号德全，今南票区缸窑岭镇烧户沟人）、刘存起（号亮山，今南票区缸窑岭镇烧户沟人）以及张恩远（号震东洋，今南票区暖池塘镇二庄屯人）等人，为生活所迫，曾投身绿林，但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激励下，不甘心当亡国奴。他们响应苑凤台的号召，很快把队伍组织起来，与西五会各村民团联合，形成强大的民众抗日武装力量，共汇集约3000多人，逼近锦西县城。

  日军骑兵联队长古贺传太郎日本关东军第二十师团占领锦州后，立即派混成第三十八旅团所属第二十七骑兵联队去侵占锦西县城。1月6日下午，日军第二十七骑兵联队87人在联队长古贺传太郎中佐（日军军衔，相当于中校）率领下，行进至锦西县城冮家屯东10里的老爷庙村，暂停行进，传令县城官绅前来欢迎。很快，锦西县县长张国栋率士绅和商务会代表出城迎接日军，锦西县城宣告沦陷。古贺入城后，把联队队部设在教育局院内，并把张国栋和一些官绅软禁起来，逼迫他们组成“维持会”。1月7日，又有松尾少尉率领的粮秣输送监视队和石野步兵小队进入县城，先后到达的日军共计130名。

  还在1931年底日军围攻锦州时，缸窑岭、沙锅屯、暖池塘、黄土坎、虹螺岘等地的民众抗日热情高涨，很多民众蓄势待发，准备与日军决战，保卫国土家园。得知锦西县城沦陷的消息，抗日民团组织“西五会”的首脑周玉桂、刘国璋、白香亭、赵品三、赵庆吉等人连夜开会商讨对策，决定给予进犯日寇以歼灭性的打击。

  城内日军通过侦察兵的侦察，发现县城已被义勇军包围。古贺非常惊慌，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决定先发制人，率队出城扫荡。

  1月8日晚，日军联队长古贺传太郎告知张国栋，准备于次日出发“剿匪”，张国栋唯恐出乱子，告诉古贺城外有抗日武装，古贺不听仍坚持出城“讨伐”。县城外的民团得知古贺即将出城的消息，连夜做好准备。其中，刘存山、刘存起率领的缸窑岭的绿林武装已于1月8日晚从锦西、朝阳交界处南下，赶到冮家屯西部的地碾子村埋伏待敌。

  1月9日晨，古贺传太郎先派遣松尾辎重小队返回锦州领取弹药给养，留下村上小队在城内守护联队本部，自己率领50多名骑兵和石野步兵小队的28名士兵，配备轻重机枪，于上午9时40分从锦西县城西门出发，向县城西部的村落“扫荡”。古贺决定兵分两路：他本人和山田大尉率领骑兵野口小队、亲泊小队、中原小队，以及由星野大尉指挥的机关枪队攻打上坡子；命令石野步兵小队攻打龙王庙西山高地。

  在上坡子战场，古贺命令山田大尉率野口小队部署在右方，亲泊小队部署在左方，星野大尉指挥的机关枪队部署在中央，中原小队作为直属，开始还击。双方互相交火，顿时枪声大作，硝烟四起，尘土飞扬。由于抗日群众武装占据的地势好，隐蔽得好，敌人很难找准目标。而日军骑兵目标大，而且地形不利，被抗日群众武装打得东奔西窜，很快有一名日军受了重伤，并打死一匹战马，日军前进受阻。

  在龙王庙西山高地的石野步兵小队，受到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刘存山、张恩远（震东洋）率领的抗日武装的三面夹击，处境非常不利。刘存山和张恩远都有战斗经验，枪法纯熟，一阵激烈的战斗，用旧式步枪、手枪、猎枪把配备四挺轻机枪的日军打得死伤狼藉，石野小队长左胸中弹毙命。

  上坡子和龙王庙西山的战斗打响以后，刘存起率五、六百人从城北三家子出发，直奔县城。苑凤台命令一部分人埋伏在西园子的炮楼上，切断古贺骑兵联队的退路；一部分人进入城内，攻打古贺骑兵联队的队部。正在上坡子的古贺闻讯，不敢恋战，急忙率队向县城内撤退。

西园子，是锦西县城西门外的一个小村，村中间的公路是由龙王庙通往县城西门的必经之路。在西园子村东头紧靠公路北侧30多米的地方，有一座炮楼，是当年防御土匪的工事，扼守公路，地势十分险要，按照苑凤台的部署，苦胆沟（今南票区缸窑岭镇葡萄沟）的刘国臣率领11名抗日群众早已设下埋伏，准备阻击古贺骑兵联队。古贺得知西园子被占领，后路被切断，便决定兵分两路：一部分人马绕到西园子村南，自己率领一部分人马仍沿公路东进，对西园子形成两路夹击态势。当古贺率领人马来到西园子村东时，从北面和东面出现数百名抗日群众，向他们猛烈射击，刚逃到路北炮楼下面，炮楼上刘国臣等人举枪射击，混战中，一颗子弹从古贺的左肩经右肋穿过，紧接着又一颗子弹将其右腹打穿，古贺重伤落马。炮楼上火力很猛，日军被迫停止前进。这时，日军机关枪队长星野大尉，在公路南侧指挥重机枪向炮楼射击，机义勇军与日军古贺联队作战时的炮楼

  枪射手被打死，星野立即代替射击，被伏卧在屋顶上的西园子民团郑世吉连发两枪，把星野的两条大腿打穿，因流血过多，遂昏倒在地。野口指挥部下掠取附近农民墙外堆放的秫秸时被打死，其余日军在机枪的掩护下，塞进炮楼里面点燃，霎时间火焰冲天，炮楼上的一桶火药起火爆炸。炮楼上的刘存富、刘存荣冒火跳下炮楼向女儿河北岸逃走，赵振生跳下来腿部摔伤，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其余刘国臣、房德银、刘富祥、刘存俭、房占庭、王文成、孟宪有、刘存成等8人全部壮烈牺牲。午后3时左右，古贺传太郎因伤势过重毙命。4时许，残兵抬着古贺的尸体，狼狈逃回城内。此次西门外的战斗，击毙古贺等军官3名，下士官以下8名，受伤军官2名，下士官以下12名，共计伤亡25名关东军参谋部等编、穆景元译：《满洲事变实志》（内部资料）。

  刘存起等在城内的一部分群众武装，围攻日军联队本部，因敌军依仗优势火力，顽固抵抗，没有攻克，直到城外残敌会回撤，才停止战斗。刘存起率领群众武装撤到城外，继续占据县城周围的高地，对县城形成包围的态势。使残存不足40人的日军每日里胆战心惊，处在朝不保夕的状态之中。钢屯战斗痛歼古贺联队，因参战的爱国民众当时是锦西籍，因此又称“锦西人民歼灭古贺联队战斗”。但客观的说，因为日军的骑兵联队相当于团，编制人员是1000人（有史料记载452人），在战壕里御敌的锦西抗日义勇军

  而古贺所率的第二十七骑兵联队显然还有留在锦州未开进锦西的，在锦西歼灭的是古贺骑兵联队的精锐关东军参谋部等编、穆景元译：《满洲事变实志》（内部资料）或者是主力，所谓“擒贼擒王”，通常在检验作战成果时以部队主官是否被毙伤俘为标志，古贺传太郎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被抗日民众击毙的日军联队长，此前无论是东北军自发的抗日作战还是抗日义勇军或其他爱国民众的抗日杀敌，都没有在战斗中击毙日军联队级主官或消灭日军一个联队主力的记录，因此，冮家屯战斗是中国民众武装抗日的第一场大胜仗，历史意义不可低估。

  钱褡屯伏击战全歼松尾辎重小队

  钱褡屯伏击战又称钱褡屯战斗，发生在今南票区张相公屯乡陈家屯村钱褡屯，此战与冮家屯痛歼日军古贺联队战斗有重要关联。1932年1月9日晨，侵占锦西县城的日军第二十七骑兵联队联队长古贺传太郎派松尾少尉率辎重小队（又称辎重兵粮秣输送监视队）共28人前往锦州领取弹药给养，日军的侵略行径激起沿途民众的强烈愤慨。农民杨占清、高纯秀、周玉喜、张广贵等携带自卫武器在钱褡屯东岭选好有利地形预先设伏，当日9时许，日军辎重小队到达钱褡屯东岭时，严阵以待的民众突然向日军开火，日军立即还击，附近村屯的爱国民众纷纷赶来增援，日军凭借轻机枪的优势火力拼死反抗，经过激烈战斗，在民众的夹击下，松尾少尉以下30人（包括战斗过程中从冮家屯赶来的日军通讯骑兵2名）全部被击毙，此战缴获日军战刀1把、马刀多把、轻机枪1挺、三八式马枪27支，大车5辆，弹药数箱，毛毯20多条，还有饼干、罐头等食品。打死敌人军马19匹，其余逃散。同时抗日群众牺牲9人，负伤4人。全国政协辽宁省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2页。

  两次收复被日伪占据的锦西县城

  南票抗日义勇军的另一个亮点，是两次收复被日伪占据的锦西县城。第一次是1932年1月16日。歼灭日军古贺联队主力后，1月13日，日军驻锦州混成第三十八旅团主力到达锦西县城冮家屯，对县城周围的抗日群众进行扫荡，把被困的古贺联队残部从县城中救出，由于当时日军畏惧锦西县城周边的抗日民众，无力防御冮家屯，遂决定放弃冮家屯，于1月16日夹带汉奸县长张国栋及县政府工作人员，把伪县政府迁到连山镇。日军撤出锦西县城后，抗日义勇军首领刘存起、李树祯、张恩远等人，以当地民团为基础，组建了多达25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队伍进驻县城，此后义勇军坚守锦西县城达42天之久，公推刘存起为县长。

  第二次收复锦西县城是1932年1月26日，因抗日义勇军在打虎山、沟帮子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锦州、锦西一带日军前往应援，造成锦西县日军兵力空虚。当日，齐献廷率抗日义勇军第二十二路军从三面包围了伪锦西县政府所在地连山镇，经一昼夜战斗，迫使守敌向陈家屯方向溃退，二十二路义勇军（主要是南票子弟）一度攻占锦西新县城连山镇。

齐献廷原名齐宝璋，今南票区沙锅屯乡高家屯村人，富绅，因办联庄会和民团出名，曾任奉天西路清乡督办，因其在地方上有办民团自卫的经验和影响力，1931年12月被黄显声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名义任命为第二十二路抗日义勇军司令，该部活动在锦西县北部，有1500至2000人。

  浑九沟支队击落日军飞机

  浑九沟今名浑酒沟，（今属南票区台集屯镇）。浑九沟支队是锦西县城沦陷后，1932年以浑九沟爱国民众为主体、浑九沟联庄会首领何占林率领的一支抗日义勇军队伍，最多时人数有200余人，曾被王显廷（黑山县人）收编为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的一个团。何占林是南票籍义勇军人物，1932年2月和同乡在锦州跟踪并打死日军士兵2人，缴获步枪2支，随后浑九沟民众开始酝酿武装抗日，同年7月10日，浑九沟自卫队攻打羊圈子（女儿河）东站日伪警察派出所，日伪警察被缴械，缴获步枪9支。浑九沟抗日队伍由20多人发展到200多人，有各类枪支30余支，还有手榴弹和大刀、红缨枪等武器。

  1932年9月8日晨，日军乘拂晓西进，通过网户村占据卧佛寺山，9日上午，东北抗日救国义勇军司令王显廷（曾被黄显声以救国会名义委任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司令）来浑九沟主持浑九沟支队建军会议，将支队建制为一个团，这时，日军飞机在浑九沟上方盘旋侦察，浑九沟支队负责人何占林一边组织群众向北山转移，一边指挥队伍进行防御，日机投弹9枚，炸死村民李海，炸伤2人，抗日战士奋不顾身，用步枪将日机击落，日籍飞行员小田三郎和中国籍飞行员曹昌成坠机摔死。日机残骸坠落在女儿河南岸沙滩上。1933年秋，日本侵略者在坠机处插埋了两根方木桩，上面写着：“小田三郎战死之地”“曹昌成战死之地”。数日后，便被当地群众拔去。为纪念义勇军击落日机的壮举，解放后，“浑九沟击落日军飞机遗址”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竖立了文物保护标志碑。9月20日，汉奸李山在浑九沟刺探情报，被义勇军捕获枪决，次日上午日军进犯台集屯，王显廷、何占林带队迎击，在孟家砬子与日军激战，毙伤日军20余名。后来，浑九沟支队还参加了义勇军会攻锦州的战斗，于1932年10月最后解散，何占林被伪警察署逮捕后下落不明。

  刘存起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斗争

  刘存起是缸窑岭烧户沟人，是1932年1月钢屯歼灭古贺联队战斗主要发动者和参与者之一，日军撤出锦西县城（冮家屯）后，刘存起、李树祯、张恩远等人，以当地民团组织联庄会、西五会为基础，联络和动员附近群众，组建抗日义勇军，队伍扩充到2500多人，大家一致推荐刘存起为首领，不久队伍被黄显声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编为第三十四路抗日义勇军，刘存起被委任为司令。1932年3月16日，刘存起（亮山）率第三十四路抗日义勇军与孙雨田第三十三路抗日义勇军会师新台门，3000多人祭旗誓师准备攻打兴城县城，后因炮出故障撤回；1932年10月20日，刘存起率部随东北国民救国军总监部总监朱霁青将军攻打义县，承担主攻助守朝阳寺日军的任务，沉重打击敌人。在随后的攻打锦州战斗中，刘存起还率部从义县赶到二郎洞，接应浑九沟支队夜半突围。1932年10月23日，刘存起率部辗转战斗过程中，途径钱褡屯（今属南票区张相公乡）时，正遇上一辆日本军用汽车，上面有10余名全副武装的日军，刘存起指挥义勇军埋伏在路旁，当日军汽车驶近时，命令开枪射击，将汽车上的日军全部打死，缴获了全部武器。以后，又在二道沟打死日军47人，在柳条沟打死日军10人，缴获全部武器弹药。1933年8月，宋九龄等义勇军领导陆续撤入关内，刘存起成为辽西地区义勇军主要领导人。为躲避日伪军追捕，刘存起在历尽艰险中不幸感染风寒，于1934年3月去世。

  朱霁青、宋九龄等名人领导的南票抗日义勇军斗争

  朱霁青是辽宁北镇县人，1882年生，1901年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参加反清革命，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中国国民党奉天支部宣传干事，1926年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多方奔走呼号，经过筹备，于1932年3月带领部分武装和枪支弹药出关，到热河东部的朝阳县境内成立了东北国民救国军总监部，自任总监。总监部曾设在今南票区境域内的缸窑岭镇杜马营子屯，后迁到朝阳县南部接近锦西县的肖家店村。总监部成立后，朱霁青与先期回辽西组织抗日活动的原东北军中将参议宋九龄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收编了刘存起和李树祯率领的绿林抗日武装，任命刘存起为抗日救国军独立师第九师师长。并汇合王显廷率领的第一路军，帮助锦西浑九沟何占林的义勇军，编成一个团。朱霁青擅长宣传动员，通过他走村入户积极发动和散发油印小报《抵抗》，南票很多民众参加了他所率领的义勇军队伍，并参加了攻打义县、会攻锦州等战斗。1935年5月朱霁青因形势所迫撤回北平。

  宋九龄是辽宁义县人，在军队中累升至奉军少将旅长，后改任中将参议等闲职，“九·一八”事变后他三次找张学良请缨抗日。1932年初，他带着随员30人骑马从冷口出关来到辽西，3月任辽西民众抗日救国军总指挥，8月任朱霁青领导的总监部参谋长，1932年末担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四军军长，率部在辽西抗日，多次来缸窑岭葡萄沟一带发动民众抗日，1933年8月返回关内。

  林增植曾是东北军下级军官、少校参谋，九·一八事变后有感于国土沦丧，离开部队到辽西组建义勇军队伍。1932年冬，林增植到虹螺岘，组建了一支几十人的抗日武装，成员有原先林增植的旧部和当地农民。1933年3月日军入侵热河时，林增植率抗日队伍袭扰进军途中的日军，林增植本人负伤，被迫转移到绥中县农村养伤，不久被伪警察查获押解至奉天，1933年10月被判处死刑，为国慷慨捐躯。

  抗日名将耿继周率部在南票抗日

  耿继周，辽宁省新民县（今新民市）人，1885年生，1913年投身奉军，历任奉军和东北军炮兵排长、连长、营长等职，“九·一八”

  事变后回故乡新民组织抗日义勇军，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为抗日义勇军第四路军司令，至1931年底该部义勇军发展到1万人的规模，主要活动在辽西的新民、彰武、锦县一带。两次攻打新民县城失败后，1932年2月起，耿继周开始率部转战辽西农村，1932年8月率部到达锦西县境内，曾参加8月20日围攻锦西县城的战斗，并一度收复锦西县城。《东北抗日义勇军人物志》第44页。

  1932年9月8日，耿继周率部1400余人由虹螺岘向东挺进，在汤河子（今属锦州市太和区）与日军遭遇并作战，傍晚，日军退至卧佛寺（今属南票区金星镇），义勇军四面围攻，双方相持了一夜。次日清晨，两架日机前来助战，不断向义勇军阵地投掷炸弹，耿继周下令机枪手向日机扫射，当场击落一架日机。卧佛寺一战击毙日军150余名，击落日机1架，击毁坦克6辆，缴获步枪100余支。在战斗中义勇军伤亡将士亦有三十余名。《京报》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李树祯率部坚持抗日斗争

  李树祯是南票区缸窑岭镇田三家人，早年参加过奉军。1932年在家乡参加义勇军，被刘存起委任为团长。1933年7月5日，日军分别从锦州、朝阳、六家子兵分三路进攻缸窑岭，李树祯和儿子李广云等率义勇军残部英勇抵抗，由于众寡悬殊，李树祯力战不支，被迫率部向西北撤退。战后，日军放火烧毁了李树祯的宅院。同年8月，李树祯去朝阳县二车户沟王震家商讨抗日计划，正遇日军骚扰该村，李树祯同王震率众设伏，经过激烈战斗，击毙日军29人，逃走1人，缴获敌人全部枪支，李树祯本人获得歪把机枪1挺。

  1933年10月9日，锦西县日本警备队出动骑兵伊藤小队31人，“讨伐”在朝阳县羊山附近活动的抗日武装李树祯、刘振东部，双方交火后，伊藤小队被抗日民众400余人包围，战斗激烈，伊藤少尉以下23人被击毙。

  在日军疯狂围剿扫荡、义勇军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李树祯不改抗日之志，一度进关投靠东北军部队，不料入关后被国民党军队缴械，1937年2月，李树祯又回到家乡，在大窝铺小冰沟一带重新组织义勇军，继续坚持抗日。2月25日，汉奸杜三秃带领日伪军警包围了小冰沟，双方激战了7个多小时，因寡不敌众，李树祯及部下8人英勇牺牲，5人被俘，李树祯的长子李广云年仅18岁，随父抗日，这次弹尽被俘，被俘后坚贞不屈，拒不说出机枪和抗日人员下落，最后在朝阳县惨遭杀害，这支坚持抗日达六年之久的义勇军余部至此失败。

  南票抗日义勇军的其他武装斗争

  南票抗日义勇军的其他武装斗争也有很多，有些小规模战斗因为没有留下文字记载已无法确证。有文字记载的战斗还有：

  1932年1月中旬，肖汉臣率第二十九路抗日义勇军向兴城县城发起攻击。虹螺岘一带的义勇军某部乘机向高桥一带出动，切断了兴城之敌的后路。

  1932年秋季某日，义勇军在暖池塘马鞍山击落日军飞机1架。

  朝阳县七道岭小马场人刘振东组织的抗日义勇军，1932年发展到七八百人，曾在南票区域内转战，当时在东北很有影响，1935年10月该部在日伪剿杀下失败后，伪满的日文报纸《新京日日新闻》以“古贺联队以来的宿怨，刘振东匪被消灭”的标题予以报道。

  1935年3月15日，伪锦西县警察局日本指导官平间，率领汉奸曹荣轩等100多人的讨伐队进犯下五家子（今属南票区缸窑岭镇），当地爱国群众尹少明、邵连起、刘国儒、姜生等带人进行伏击，打伤讨伐队17人，活捉5人，缴获步枪5支，平间弃马逃走。

 缸窑岭下五家子人刘国儒报号“八合”，在下五家子一带率抗日队伍坚持斗争。1935年夏初某日在下五家子村东面的香炉山上对低空侦察的日机开火，击落日机一架。

 1935年10月4日晚，伪锦西县警察局出动军警包围了暖池塘二庄屯张恩远的住宅，义勇军将领张恩远（震东洋）和战友2人自卫还击，义勇军战士赵长文和张恩远的妻子在战斗中牺牲，张恩远和战士李跃香突围成功，后张恩远不幸遇害，其子后来脱险到内蒙古生活并长大成人。四、日本侵略者对南票义勇军抗日活动的疯狂报复

  日本侵略者对南票义勇军抗日活动的疯狂报复

  南票抗日义勇军的英勇抗日、奋战杀敌，令日本侵略者恼羞成怒，诬蔑抗日义勇军是“土匪”、“土贼”、“兵匪”，还曾把缸窑岭一带诬为“土匪窝”，称冮家屯一带为“野狼沟”，经常加以“进剿”。在“进剿”过程中，日军烧杀抢掠，企图用残酷镇压彻底消灭抗日义勇军。仅针对南票民众抗日活动，日军就制造了数起惨无人道的暴行。

 钢屯痛歼古贺联队后，冮家屯残敌只剩40余人，他们龟缩在联队本部，并且急忙向连山日军守备队告急。1932年1月12日，日军先后派出立足大队、户波联队及一个炮兵中队分别从锦州、兴城出发，在飞机的配合下，对冮家屯附近的村屯进行“扫荡”，仅在冮家屯、西园子一带即屠杀我无辜村民40余人，烧毁民房200多间。在稍早之前日军还派飞机向冮家屯西部居民区狂轰乱炸，炸死炸伤无辜群众20多人。

  1932年1月13日，日军为报复钱褡屯抗日民众，到钱褡屯烧毁民房40多间，杀害未及撤走的村民3人，其中老人2人，据仍健在的见证者张亚光回忆，当时全屯被烧得只剩下二三间房屋。1月18日，日军在钱褡屯北陈家屯烧毁民房170多间，烧死70多岁老人周国善。

  1933年5月27日，日军到虹螺岘西板石沟（今属南票区虹螺岘镇）搜捕抗日群众，烧毁房屋220余间，打死老人1名。

  1934年春季某日，日伪警察队火烧老娘洞（今南票区缸窑岭境内），烧死无辜民众18人。

  1935年10月4日晚，伪锦西县警察局日本指导官斋藤正直率日伪警察包围了暖池塘二庄屯的抗日义勇军将领张恩远（震东洋）的住宅，激战中，张恩远的部下赵长文和张恩远妻子中弹身亡。日寇烧毁了张恩远家的房子，抓走张恩远的父亲和四弟张恩义，押到缸窑岭杀害。

 1935年11月16日凌晨，日军出动惨案幸存者刘国庭

  缸窑岭一带的所有部队，偷偷包围了下五家子村，为防止村民撤离，他们先封锁了村口、要道和高地。接着，由日军翻译官领着日军挨家挨下五家子惨案幸存者杨淑芳

  户叫醒正在沉睡中的群众，日军假说开会，先把100多名青壮年男子赶到西河套，并把押解回来的村民姜佐周、杨树祯、张臣等三人推出来，让他们指认谁是抗日人员。这三名志士誓死不屈，当场被日军杀害。接下来，日军把100多名青壮年男子用绳子、裤带、腿带等捆绑起来，用三挺机枪同时扫射。人们成排的倒下，顷刻间西河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敌人怕有人被漏掉，又挨个复查，发现有蠕动和呻吟的又补枪补刀。之后，又把死尸拉到园子里浇上汽油放火焚烧，毁尸灭迹。同时村内的日军把老人、妇女、儿童用刺刀赶进屋子里，用绳子绑起来放火烧杀。这场惨绝人寰的烧杀持续了3个小时，全村成了一片火海，余火燃烧了两天之多。全村84户、400余口人被杀害378口，除去外出人员外仅11人死里逃生。村子内到处是血肉模糊的尸体，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下五家子惨案”，是日本侵略者在辽西制造的规模最大、集体杀戮人数最多的惨案，也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制造的规模仅次于旅顺大屠杀、抚顺平顶山惨案之后的第三大惨案，是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一笔血债。

  中国共产党与南票抗日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了立刻动员全体党员到群众中宣传我党主张，立即派代表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到各地扩大宣传等六项决定，并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分别于9月20日、22日、25日、30日和10月12日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告民众书等文献，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恶目的，严厉谴责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辱国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到反帝的斗争上去”的抗日救国主张。中共中央号召全国民众不要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也不要企图依赖国联和非战公约来制止日本的侵略，而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和武装起来，“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中央在决议中还特别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加紧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0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呼吁：“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救国的号召，受到东北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蒋抗日爱国运动高潮。1931年9月末，时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澜波到达锦州后，收到了党的指示：“发动、组织各地的抗日武装力量，抵抗日军的侵略”，刘澜波随即在锦州亲自起草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编委方案》，这个方案对南票抗日义勇军的发动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方案以辽宁省警务处的名义发到尚未沦陷的锦西县政府后，直接带动了抗日民团组织“西五会”的组建和扩大，为后来南票抗日义勇军痛歼古贺联队奠定了组织基础。

 南票抗日义勇军痛歼日军古贺联队后，中共满洲省委在1932年1月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辽西是满洲义勇军反日战争发动最早、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地方，义勇军英勇斗争的结果曾给日本帝国主义很大打击，夺回很多日军所占据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对南票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给予了关注。钢屯痛歼古贺联队战斗后，上海《申报》、《时报》《新天津报》等国内各大报刊登载了这次战斗的经过和战果，扩大了此次战斗的影响，当时在上海、天津和中央苏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很多都了解到了这次战斗的意义。可以说，包括南票抗日义勇军在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群体给很多中共领导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周恩来曾撰文称颂抗日义勇军：“海可枯，石可烂，东北的义勇军不能忘。”“你们是东北的孤臣孽子，你们的民族正气，是永远不会磨灭的！”1932年《新天津》报上登载的义勇军击毙日军古贺联队长的报道

  值得一提的是，南票抗日义勇军中有一支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员直接领导的，即共产党员白乙化领导的东北青年抗日义勇救国军。白乙化是1930年秋在北平的中国大学入党的，“九·一八”事变后回辽宁组织抗日队伍，1932年5月率部到达辽西，在南票地区的虹螺岘与日伪的激战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曾在南票地区作战的郑桂林部第四十八路抗日义勇军，其抗日事迹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持续关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虽然远在江西瑞金，但多次报道郑桂林部义勇军的抗日消息，如1932年8月4日报道：“葫芦岛三日午开到日舰八艘，即以大炮轰炸攻击义勇军郑桂林部，双方激战，枪炮声一夜未停。”中国共产党给予郑桂林部义勇军以高度评价。此外，上海《申报》等南方报刊多次报道南票抗日义勇军的消息，如1932年2月23日《申报》报道，浙江省抗日救国会捐款资助锦西人民英勇抗日，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对南票抗日义勇军的持续关注和了解。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包括南票抗日义勇军在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进行了持续关注和高度评价。据党史专家查考，毛泽东同志有关东北义勇军的论述已发表的有20余处，这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宝贵的精神后盾和文化财富。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在这种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下，全国革命民众的反帝运动便极端猛烈的发展起来，东三省几十万义勇军的奋斗曾经达到了空前的高涨”。1935年11月，毛泽东同志同《红色中华》刊物记者谈话时指出：“满洲义勇军数年顽强抗战的经过，清楚地证明中国有力抗日，有力来收复失地，并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1936年7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高度评价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义勇军从日本压迫者手中赢得了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自己。如果中国人民都得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也同样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毛泽东还和斯诺说：“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意义，毛泽东在1936年8月致章乃器等民主人士的信中写道：“东北义勇军能够长期英勇抗战，据敌报说，敌人损失了十余万生命和数万万金钱，而且相当牵制了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本部的进攻，他们虽然还没有最后战胜敌人，但他们对于全国民族已经有了极大的功劳和帮助。”

  毛泽东同志对东北抗日义勇军斗争的重要论述，还有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的一段话：“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有关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论述，充分说明中共中央始终关注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并给予高度评价，也是对包括南票抗日义勇军在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历史地位的宏观概括和凝练表述。   南票抗日义勇军的影响和历史地位

  以钢屯痛歼日军古贺联队为代表的南票抗日义勇军斗争，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一，南票抗日义勇军沉重打击了“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的嚣张气焰，让日本侵略者饱尝到挫败的滋味，日本关东军和日本国内对此非常震惊，哀叹“这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锦西冬季之风暴，闻之皆血泪也。〔日〕关东军参谋部：《满洲事变实志》日文版第99页、113页”日本“满铁”主办的《协和》杂志认为，锦西的抗日武装，“是和七百年前成吉思汗日军编印的《满洲事变实志》封面

的名字一起，以剽悍、敏捷、勇猛而震动全世界的民族。”〔日〕《协和》，1932年第2期“锦西附近古贺联队的战斗”，编入了由日本陆军省、日本参谋本部出版的满洲事变大画谱。

  第二，南票抗日义勇军鼓舞了东北民众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南票抗日义勇军取得的钢屯战斗、钱褡屯战斗、两次收复锦西县城等战果，震撼着全国爱国民众的心灵，激励着东北乃至全国更多的爱国民众投身到抗日洪流中，特别是在钢屯歼灭古贺联队战斗后，东北大地的抗日义勇军受到鼓舞，迅速形成燎原之《满洲事变大画谱》有关古贺被击毙的记述

势，上海《时报》在以《锦西战役》报道此次战斗的文章中特别提到：“自此次日军出发剿匪以来，各地义勇军纷起抗日，迄今其势益见炽盛，日军殊有疲于奔命之势。”可以说，南票抗日义勇军英勇御敌的影响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群体赢得了更高的尊严，增进了各界爱国人士对抗日义勇军的支持和援助，如何香凝发起的华侨青年救护队，直接参加了锦西前线的工作。日军古贺联队被围歼（绘画）

 第三，南票抗日义勇军突显出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国土沦丧、中央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的大背景下，有血性的南票人民，不甘忍受外侮践踏、同胞遭殃、家园毁灭，纷纷拿起武器，自发地组织起来。不同阶层、不同信仰的爱国民众们，齐集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他们自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抛弃个人恩怨和小家利益，以英勇战斗、坚忍不拔、不怕牺牲、迎难而上、持之以恒的精神，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民族的尊严。可以说，南票抗日义勇军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义勇军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其核心就是爱国主义，这种在中华民族长期的抗击邪恶、反对侵略的斗争中形成的代表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共同精神力量，创造了抗日义勇军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铸就了南票抗日义勇军众多铁骨铮铮的壮士豪杰，如刘存起、张恩远、李树祯、何占林、王显廷、耿继周、朱霁青、宋九龄、白乙化、郑桂林、刘振东、苑凤台、刘国儒、林增植、李广云等等。他们的行为体现了中国传统志士仁人立国立身的最高道德标准——民族气节，正是这种民族气节冲破了当时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沉闷空气，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七、南票抗日义勇军与国歌的关联

 南票抗日义勇军与国歌的关联

  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精神的歌曲，是被一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认为能代表该国人民公众意志的乐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原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抗日群体的名字能与一个泱泱大国的国歌息息相关，本身就是文化亮点。据考证，《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曲作者聂耳是以1933年之前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活动为素材而创作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聂耳本人在热河抗日前线目睹了抗日义勇军冒着枪林弹雨英勇抗日的战斗场景，为他后来谱曲产生了感性认识。

  1933年3月，曾在南票区域内战斗过的抗日义勇军郑桂林部、耿继周部、白乙化部等义勇军部队直接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抗战。而南票抗日义勇军取得的“歼灭日军古贺联队”等胜利在当时影响广泛，直接振奋了抗日义勇军的群体士气，对《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作者进行创作也是很大的鼓舞。南票抗日义勇军创造的奋勇杀敌、勇敢无畏、坚忍不拔、迎难而上、团结御侮等精神元素是义勇军精神的组成部分。因此，可以推论南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发源地之一。八、打造“义勇军”文化品牌建设辽宁沿海新城区

 打造“义勇军”文化品牌

  南票由于建区较晚、区型较小、产业结构单一，一直以来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开采，煤炭资源几近枯竭，2009年3月，国务院把南票列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南票要生存、南票要发展，如何实现经济转型是区委区政府面临的生死抉择。2012年5月，南票完成了区划调整，地域面积扩大，人口增加。如何挖掘南票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成为南票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转型的不二选择。

  南票区位于葫芦岛市东部，北连朝阳、东接锦州，南临渤海。不仅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历史文化内涵也十分丰富，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如新石器时代的沙锅屯洞穴遗址、青铜时代的香炉山岩画、辽代的艾家沟辽墓、被誉为“辽西清代古建筑群精品”的明性寺等，南票还是许多历史名人的故乡，从这片土地上走出了金代名臣李三锡、奉系东三省宪兵司令齐恩铭、东北军名将米春霖、最早翻译《西行漫记》的抗日英烈李华春、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解放军少将潘庆然等著名人物。南票区境内的大虹螺山，是元代著名的张鲸起义、明末孙承宗巡视关外边防等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地。

  在挖掘整理南票历史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南票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曾经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蹂躏，饱受苦难的南票人民不畏强暴、历尽艰辛，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今天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已成为历史，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整理这些历史事实，就是让后人了解这段历史，了解南票抗日义勇军不畏强暴、奋勇杀敌的英雄事迹，利用义勇军文化资源优势，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南票下五家子惨案遗址陵园

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群众、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做大做强红色文化旅游产业，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建设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基地。号召南票人民以史为鉴，居安思危，发扬抗日义勇军的光荣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促进经济转型、建设辽宁沿海新城区的伟大进程中建功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