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革命战争时期，东北涌现出无数没有等到新中国成立就为国捐躯的英雄。其中，从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走出的关向应，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在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是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和优秀指挥员。

少年为国担忧愁

关向应原名关治（致）祥，满族人，1902年9月10日生于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大关家屯。1920年4月，关向应离开家乡，考入大连伏见台公学堂附设的商业科读书。不久后，大连成立了“中华青年会”，并聘请了不少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进步知识分子办夜校，搞讲座，将民主和进步的思想传播给大连人民，关向应也从中受到了深刻的启迪。

1922年4月，毕业后关向应被分配到日本资本家开办的洋行日华兴业株式会社当职员。他不愿意听从日本人驱使，干了两个月就辞职了。伪亮甲店镇事务会长为了笼络人才，下聘书请关向应到事务所当书记。不料，关向应当即回绝：“给日本人做事，我不干。”

之后，关向应经过考试进入进步的《泰东日报》营业部工作。在这里，他与进步青年一起议论国内形势，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1923年末，关向应经人介绍，与以记者身份到大连工作的共产党人李震瀛、陈为人相识。关向应的刻苦好学、积极上进给李震瀛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4月，李震瀛再次来大连活动时介绍关向应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由此，关向应也成为大连地区最早的一批团员之一。同年5月，李震瀛想带关向应去上海工作，关向应当即答应。临行前，他为故乡和亲友留下了“我不能这样看着日本人压迫中国百姓”，“我成功了才能归来”的豪言，并为叔父留下“言秉丹青”的题字，表达了他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

到上海后，关向应在闸北上海市民协会进行革命活动，也就是从这时起，正式使用关向应这个名字，“志在响应主义之召唤，为之而奋斗”。1924年底，党组织派关向应去苏联学习。1925年1月，关向应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经陈乔年、余世颂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

战斗在敌人“心脏”

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国内形势急剧发展。为了充实力量，关向应奉调回国，先后在上海、山东、河南等地工作，为恢复当地的党团组织作出了卓越贡献。

1928年6月，关向应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向应被选为共青团中央执行局书记。1931年1月，关向应去上海出席六届四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被调往上海中央职工部搞工人运动。

没想到的是，刚到上海两个多月，上海的中共中央就遭遇了极为凶险的时刻。由于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大批特务、军警到上海搜捕，企图将中共首脑“一网打尽”。由于情况发生的十分突然，关向应在工作时被埋伏的特务当场逮捕。初审时，关向应发现敌人不了解他的真实身份，便斯斯文文地申诉说自己叫李世珍，刚从外地到上海谋生，有门亲戚在酱油店附近住。敌人虽然没有抓住真凭实据，却又不甘心轻易放过他，于是把他关押在租界英国巡捕房里。关向应在狱中受尽了敌人的酷刑拷打，虽然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大智大勇，但身体到了极大的摧残，为后来的英年早逝埋下了隐患。

为营救关向应出狱，周恩来派党的特科人员打入上层社会，以救表兄的名义，最终将关押近八个月的关向应解救了出来。

贺关一体并肩战斗

1932年1月，关向应到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委员、湘鄂西军事委员会主席、红三军政治委员。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红军损失严重。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中央分局才于1934年6月19日在贵州沿河、德江两县交界的枫香溪山村里召开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恢复红三军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停止错误的肃反工作、建立黔东根据地和在几个县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等正确决议，把濒临绝境的红三军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中挽救了出来。贺关二人相互了解、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创造了我党我军历史上高级干部肝胆相照、精诚团结、长期合作的光辉典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关向应任八路军120师政委，贺龙任120师师长。此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贺龙、关向应指挥120师与敌人多次交锋，收复了宁武、神池等七个县城，一直将敌人赶至大同，奠定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1938年8月，贺龙、关向应又派李井泉支队驰向大青山，建立了大青山革命根据地，与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晋绥抗日边区。它是各根据地通向陕甘边区的交通要道，也是党中央的一道坚固屏障，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英雄病逝在延安

1942年8月，中央决定成立晋绥分局，关向应任书记，林枫任副书记。但关向应由于肺病复发，不得不于同年秋返延安治疗休养。

关向应虽然躺在病床上，而心里却始终眷恋着革命工作。他住院之初，正值延安整风开始，为了清算“左”倾机会主义遗毒，他和一起住院的张浩经常在一起研究，总结党争经验教训，在他们的提议下，1945年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同志的历史功绩。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党政军领导人也多次前往医院看望他。每当这时，他总是兴致勃勃，从政治、军事到生产、文化，无所不谈。他的亲密战友贺龙每到延安，总是前去看望他。中共七大刚开过一天，贺龙接到紧急情况，要急返华北前线。临行仓促，就给他留下了一封信。关向应看过信后，流着泪说：“我们一起打了15年仗，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一回他一个人走了！”短短的一句话，充分流露了他对战友的依恋和对战斗生活的向往之情。

1944年春，关向应病情恶化，水米不进。他对医生黄树则说：“告诉我，还能支持多久？死，我并不怕，主要是要你给我一个时间，叫我把事情交待清楚。留恋，自然是留恋的，母亲留恋他的儿子，农民留恋他的土地，革命者留恋他的革命事业，正因为这样，如果糊里糊涂地死了，没有办完的事情来不及交待，那是非常痛心的。”1945年4月24日，他写了向党的告别信：“全党全军应该像一个人一样，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周围，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定要得到最后胜利的。”

1946年7月21日22时，关向应因肺结核病在延安逝世，年仅44岁。7月23日，延安各界民众8000余人参加同和应同志的遗体安葬仪式。10辆护灵车专车护送着关向战友的灵枢徐徐向前，从中央党校到东关机场的10多里路上，站满了送葬的人群。从此，关向应长眠在延河边的延安“四狼”革命烈士陵园。

党和人民高度评价了关向应光辉的一生。毛泽东写下“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的挽词。在关向应的遗体安葬仪式上，朱德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指出：“关向应同志生前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在战场上，在监狱中都表现了英勇的布尔什维克品质。由于长期地与敌人搏斗，以至辛劳成疾，今天他死了，全党全军要继承他的遗志，为完成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而奋斗到底!”他的亲密战友贺龙写下了血泪交融的悼文——《哭向应》，痛悼这位与他并肩战斗了15年的亲密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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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关向应这位从大连走出来的伟人，1961年8月，大连市政府决定，将关向应出生地改为向应乡（今向应街道），并将关向应家乡的金县20中学于1987年11月改名为向应中学，将金州公园1989年更名为向应公园，均由前国务院副总理王震题写校名和园名。

从1949年到1976年，全国通用小学语文课本，都选用了《在延安中央医院》一文，关向应的事迹教育和影响了千千万万的青少年。

1986年7月21日，由当时的金县人民政府（现金普新区）兴建的关向应纪念馆正式落成，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亲自题写馆名。2006年4月，总投资3340万的新馆建设工程开始，2007年7月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