苇塘村涌动山海情（三）

像钉子一样“钉”在村里

“……果树还得继续种。去年的大豆新品种，还要接着推广；今年想种的，赶快问问工作队，别错过春耕。”来到苇塘村村委会门前，主持工作的村党支部书记于学君正和村民们探讨今年打算。看见队员和记者，于学君笑着迎过来：“白书记来啦？您那台电动车还‘冲在一线’哪？”从车身满是黄泥的蓝色福特轿车里出来的高丹、陈学颖，也和村民们热情地打着招呼。

“这是高丹老师的车。”陈学颖向记者介绍，“我们下到村里，他就把私家车开来了。村子大，有时候村民有点儿啥急事，我们就开车过去。轮胎都换两回了。”

“为什么？”

“总跑呗，去地里考察、给村民培训……乡路崎岖、泥泞，后备箱里，我们常放一把铁锹。车轮陷泥里打滑，就得拿铁锹把轮胎周围的泥挖了，车才能开出来。”陈学颖说，电动车是白忠义进村后买的，也是为了下地里方便，“850元买的二手车，电瓶不禁用，白队长又掏400多元买了一块新电瓶，到现在换两块了。”

岂止是几块电瓶、几条轮胎，驻村3年半多时间里，从田埂沟渠到果蔬禽畜，从酷暑难耐到天寒地冻，队员们把身子扑在田地里，把心思用在扶贫中，把汗水和精力奉献在村民致富上。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把自己像钉子一样“钉”在了村里。

不仅是行家里手，更是“自家人”

打开工作队驻村办公室的柜子，一盒盒扶贫档案码得整整齐齐。此外，还有十几本工作队的工作册，上面记满了各种记录。翻开任何一本，都记录得极为详细，其中包括：危房情况统计表、走访物种情况记录表、慰问低保户统计表、无劳丧劳人员名单、残疾人补贴、计划生育补助金、老兵补贴……每一天、每一次、每一户走访，队员们都将了解到的情况，密密麻麻地记录下来。

工作册上，记者看到了刚刚采访过的脱贫户名字：孙德安、李兆忠、张家福……“只有把村里和贫困户的情况了解透了，才能精准扶贫。否则，就是纸上谈兵。”白忠义慢声细语道。

翻到现在家有4只小猪崽儿，日子越过越舒心的村民于显堂的信息时，看着上面的数字由少到多，白忠义描绘着老于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兴奋模样，不由得笑出声：

“去年11月中旬，我们仨在村里转悠，看哪里有啥需要我们伸手的， 路上遇到老于。他因为自家养的扶贫鸡卖不出去，嘴上起了一排水泡。”从老于这儿，工作队进一步了解到，不仅他家的鸡卖不出去，全村人养的扶贫鸡当时都没有着落，像老于这样着急上火的老乡多着呢。队员们将情况反映给学院，院领导开会决定，把苇塘村及周边两个村子的扶贫鸡，以当时每公斤26元的市场最高价收购，打通从饲养到销售的“最后一公里”。

事后，老于和村民评价，工作队不仅是种庄稼的行家里手，也是跟咱肩膀头碰肩膀头在地里干活的“土农民”，更是和咱心贴心的“自家人”。

队员们的“灵魂追问”

提起帮村民卖鸡，高丹默默地走出办公室。白忠义告诉记者，去年11月下旬，学院决定收购568只扶贫鸡后，他们仨就开始帮村民抓鸡。有些贫困户家没个青壮年，学院又派来一些老师。专家抓鸡，计划严密。“我们希望村民能卖个好价钱，学校来收鸡时方便，到老师手里的鸡肉质量好，为此想了好几个方案。”白忠义介绍，帮村民卖鸡是个好想法，但是，要确保收鸡、杀鸡、运输、发放环环相扣，村民、屠宰场、运输队、学院接洽顺畅，3天来，工作队员忙得不可开交。期间，高丹的老母亲去世了。

“每次去看她，都先问我工作，就算想我了，也很少给我打电话。”心情平复些后，高丹对记者说，77岁的母亲患有脑血栓、糖尿病、类风湿等疾病，瘫痪多年。驻村工作几年来，指不定哪个周末就有事儿，回家没个准点儿，只能请保姆照顾。“学院到村里收鸡时，老妈病危住院了，也没告诉我，直到状态好转些，才让保姆给我打电话。”本以为母亲病情稳定了，收鸡工作也进入尾声，想把手头工作全办利索再回去陪她。没想到，24日凌晨3点，保姆打来电话，说老太太快不行了。

从苇塘村到鲅鱼圈区，59公里，1个多小时车程，高丹开车跑了无数次，“但那天却感觉特别长，心里急，怎么也开不到头。”高丹说，当他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离世了，他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沉默了一会儿，白忠义努力调节着气氛，说：“今年春节，我在家里好好表现了一把，里里外外的卫生都是我打扫的，让老婆大人享受了一下。”他说，有一次，他回家取换洗衣服，一推门，看到妻子穿着睡衣，一只脚搭在茶几上，眼巴巴瞅着他，身子都没挪地方。一问才知道，她的脚崴了，5天没出门，饭菜是亲戚抽空做好送来的。白忠义苦笑着说：“当时看她老惨了！但就是那样，她打电话时都没告诉我，怕我有负担，在村里做不好工作。”

陈学颖没想到，电视剧中出现的场景，竟然在自己身上再现。前年，孩子两岁多，正是牙牙学语的年纪，偶尔不清晰地说声“爸爸”，能让他开心一整天。有一次，他在村里坚守了快一个月才回家，满心盼着孩子能冲上来扑到他怀里，喊一声：“爸爸。”没想到，孩子看到他竟然哭了，扭过头去，怎么也不让他抱。“那一刻，我都愣了，脑海里浮现出一连串‘灵魂追问’：‘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干了什么？’”现在孩子大了，认识爸爸了，双休日回家父子相拥，是陈学颖感觉最幸福的。可转眼，也是他最难受的时刻，“每个星期一早上出门前，孩子总是抱着我的腿，哭着喊着不让我走，哎呀，哭得我心都碎了！”

我是谁？

工作队队员。

我在哪儿？

苇塘村。

我干了什么？

为村民脱贫致富。

尽管并没有听到这样的问答，但我们相信，类似的“灵魂追问”，一定在队员们最忙碌、最辛苦、最疲惫的时候，在心头浮现过、响起过、回荡过；我们更相信，他们的回答，一定是坚定的、有力的、发自肺腑的、实心实意的！

该自己干点儿啥了

与高丹交谈时，他说起学院宣传统战部副部长仇亮随帮扶队多次来苇塘村的事儿，“一提到他所在的党支部对口帮扶的老两口，仇老师就眼圈儿泛红，还总掩饰说自己眼窝儿浅。”

“老两口都已年过七旬，3个女儿出嫁后，不能时时陪在身边照顾，只在每年种地的时候，回来帮着干农活儿，平时的生活起居，靠二老相互照应。仇老师随帮扶队每次去，老两口都热情地拉住他们的手，像拉着自己孩子似的。笑起来，脸上的皱纹深得像一道道沟壑，看着既亲切又心酸。老两口说：‘孩子啊！我们啥也不图，有你们来陪我们说说话，我们就高兴！’”

如今的农村，很多老人都和他们一样，孩子要么出去打工，要么嫁到外地，老人孤单无助。党员教师们由此体会到，扶贫，不仅要帮助农民告别贫困生活，也要为村里的老、病、残送去精神上的扶助。“打那以后，学院党员教师下乡扶贫，不单单送去生活必需品，还会陪老人们唠唠家常，问问最近身体怎么样了，家里还有啥困难需要解决等。”高丹说。

“脱贫攻坚工作中，最难做的就是思想工作。说轻了，没效果；说重了，我们心里也不好受。”陈学颖说，村民李政海和儿子住在一起，俩人仅靠种玉米的微薄收入过活，很是拮据。“好在爷俩体格都不错，有劳动能力。为让他俩走出家门，我们仨没少往他家跑。”

除了三番五次地劝说，逢年过节他们还送些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为让李家多个“营生”，学院出资2500元买了两只扶贫羊送上门。相处久了，李家父子把队员们当成了“家里人”。一次，队员们“无意中”提议父子俩走出去找找活儿时，爷俩终于点头了。过段日子，李政海的儿子就去附近的砖厂上班，李政海也准备在农闲时出去打打零工。

了解到村里有一名青年待业在家，靠“啃亲戚”混日子后，白忠义和村干部一次次到家里劝说、教育、介绍工作。“第一次去他家，他对我有点儿抵触,我说话他不愿意回,问一句答一句,有时候干脆不理我。不理我，我也不走。”白忠义笑, “去之前，我就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以后，我没事儿就顺道去他家坐坐，找他聊，陪他唠，家长里短的啥都说。”

数不清敲了多少次门，谈了多少次话，以前只坐享其成的青年，终于被白忠义“软磨硬泡、连拖带拽”的方式打动：“服了，我真的服了！白书记，冲您对我花的这些心思，我也该自己干点儿啥了。”

如今，这名青年自己选择到外面打工，每年有了近两万元收入。

一整天的采访中，记者除了了解到工作队队员们的事迹外，也对他们反复提及的“背后强有力的支撑”——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产生了兴趣。那里会不会是一座蕴藏着巨大能量的“金矿”，等着我们去挖掘呢？